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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殷海光】殷海光与徐复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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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殷海光】殷海光与徐复观

殷海光原名殷福生,出生于湖北黄冈,是我国著名逻辑学家、哲学家。他毕业于西南联大,师从金岳霖先生,曾任教金陵大学、台湾大学等高校,著有《思想与方法》《论认知的独立》等作品,被誉为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人物,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。1949年,殷海光去了台湾,于1969年病逝在那里。人物生平 沉浮人生图片 1殷海光 殷海光原名殷福生,1919年12月5日出生在黄冈回龙山镇(今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)殷家楼村。 7岁随父母搬到本县上巴河镇居住。 13岁那年,他由其伯父、辛亥革命志士殷子衡带到武昌,入武昌中学念书。 16岁那年,他曾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学术论文,17岁念高中二年级时,就在正中书局出版了一部长达40万字的译著《逻辑基本》。 1938年秋,在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帮助下,殷海光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,4年之后,又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,专攻西方哲学。 1944年,他投身抗战,去印度学习军用汽车驾驶技术。 1945年,转业到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。 1946年秋,他被同乡陶希圣拉入国民党阵营,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、《中央日报》任职,走了一段弯路。 1948年11月4日,他在《中央日报》上发表《赶快收拾人心》的社论,猛烈抨击豪门贵族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,受到蒋介石的怒斥,并险些丢职。 1949年3月,殷海光随《中央日报》到台湾,仍任该报主笔,代总主笔,同时兼任《民族报》总主笔。同年5月12日,殷海光又因在《中央日报》上发表社论《设防的基础在人心》,说跟随蒋介石逃台的军政人员为“政治垃圾”,又一次触怒了蒋介石,受到国民党的围攻、批判,并被迫离开《中央日报》,去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。自此,殷海光脱离国民党阵营,并转变成自由主义者。 1949年11月,他与胡适、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《自由中国》,任编委兼主笔。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适、雷震,因胡适不在台湾,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,真正的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。他用言论、思想给《自由中国》杂志导航,使该杂志发行量扶摇直上,热销海内外。 抵达台湾 到台湾后,殷海光极其关注政治和人民大众。他认为,一个学者如不关心民族的前途,不关心人民疾苦,即使受过最好的教育,也不够格称知识分子。一个有血性的读书人,应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,应有正义感,应敢说真话。 他看到蒋氏父子逃台后,仍用在大陆上的一套办法统治台湾人民,并滥杀无辜,大搞白色恐怖,心中无比愤恨。他以学者的身份,举起民主、科学的两面大旗,与台湾当局进行对抗。他以《自由中国》和香港《祖国》周刊为阵地,奋力揭露台湾的黑暗政治,抨击蒋氏父子的恐怖统治和种种不法行为。 从1949年底起,蒋介石一天到晚叫喊要“反攻大陆”,说“反攻”在某年某月一定能够实现,并将“反攻大陆”定为当局的“基本国策”。当时,整个台湾没有人怀疑,更不用说去碰蒋介石的这一“基本国策”。殷海光研究了蒋介石历次叫喊的“反攻大陆”口号后,感到十分荒谬、可笑,并斗胆在《自由中国》上撰写了《反攻大陆问题》的社论,将蒋介石欺骗台湾人民的这一假把戏予以彻底拆穿,并预言台湾终将与大陆和平统一。又如,蒋介石1960年第二次“任期”届满,为了将来传位于子,他用尽各种卑鄙手段谋求“三连任”。殷海光对此十分愤慨,连连在报刊上撰文反对,揭露蒋氏父子在“三连任”上干的种种行为。 另一方面,殷海光看到台岛知识分子大多处于麻木的“冬眠”状态,便利用开座谈会、写文章、出书等形式,积极引介哈耶克、卡尔巴柏等哲学新思潮,大力宣传罗素哲学和“五四”精神,对广大知识青年及人民大众进行思想启蒙,鼓动人民,特别是青年一代勇敢地起来与专制、独裁的统治作斗争。因而,他成为20世纪五、六十年代台湾人民,特别是青年们最崇拜的精神领袖、抗暴旗手、民主斗士、启蒙大师。 晚年,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,并着力从中寻找自由民主的精神传统,并与论敌新儒学大师徐复观握手言和,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文化论战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大精神事件。殷海光妻子后人图片 2殷海光与家人 殷海光的妻子名叫夏君璐,出生1928年,比殷海光小九岁。夏君璐出身名门,父亲夏声追随孙中山,参与辛亥革命。1945年,两人一见钟情,随后分隔两地。1949年6月3日,夏君璐抵台,与殷海光重逢。1953年10月25日两人结婚。 殷海光除了还有几位远房侄孙们外,什么亲人也没有了。他在上巴河的老家,仍有3间旧瓦房,但产权早已收归公有,由公家出租给当地居民住着。殷海光和徐复观图片 3殷海光 他们两人的价值观可谓南辕北辙,分属两个不同的思想阵营,一个是服膺于新儒家的传统,一个遵循于五四的路径。徐复观是激烈地爱传统,而殷海光恰恰是激烈地反传统。他们又都是眼睛里容不得半粒沙子的人,所以两人要么彼此一想起对方,就涌起一股厌恶的情绪,要么便是彼此大谈大笑,谈笑得肆意猖狂。 殷海光与徐复观两人正式的决裂,是由于殷海光在《自由中国》写了一篇攻击牟宗三、唐君毅的文章。这篇文辞激烈的文章痛骂新儒家,让徐复观看后十分生气。徐复观也就在《民主评论》上狠狠地回敬了一篇。徐的文风辛辣尖刻,整个文字里有股咄咄逼人的气势,所以他也对殷海光说了一些过头的话。 殷海光从此与徐复观来往渐少,但他对徐过去的感情还是在的,他常常向别人说:“台湾有两个人死不得,一个是张佛泉,一个是徐复观。”他在看到徐复观的《文化与政治》、《为生民立命》这类短文章时,曾特别鼓励学生阅读,并要学生来看徐复观。 由于胡适说了“东方文化没有灵性”的话,引发了1960年代末台湾文化思想界著名的中西文化论战。殷海光对胡适并没多少敬意,当徐复观与《文星》的李敖骂战时,根本没想到把战火烧到他身上。 后来因胡适意外去世,徐复观想把战火熄掉,但李敖却不肯善罢甘休。因为《文星》作者很多是殷海光的学生,大家怀疑背后总指挥是殷海光,战火由此直接烧到殷海光身上。徐复观由于性格激烈,在论战中一马当先,所以殷以为徐是有意攻击他。两人身处不同的阵营而身不由己,由此结下恩怨,相互成为论敌。 殷海光晚年,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,并着力从中寻找自由民主的精神传统,并与论敌新儒学大师徐复观握手言和,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文化论战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大精神事件。

跨过民主的门坎

2014/01/15 | 李金莲| 阅读次数:6313| 收藏本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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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终岁末,台湾书市在一整年的不景气和衰微之后,交出规模宏伟的一套三卷《百年追求》。这套书有一副题“台湾民主运动的故事”,清楚标举出两项主题:一是台湾追求民主的历史过程;二是讲一个简单明了、动听的故事。

三卷分别以时序分成三个阶段:日据时期、《自由中国》时期、党外时期。三位作者陈翠莲、吴乃德、胡慧玲,抛开学术框架,通过大量的日记、书信,铺陈历史的发展,以及个人在历史关键时刻的身影、产生的作用。

“民主”的概念来自古希腊,现今西方国家多以民主作为国家体制,政党竞争也发展纯熟。但在蕞尔台湾或世界上诸多新兴地区,要建立民主制度并非唾手可得,在掌权者的压制下,必须历经苦心追求,牺牲众多人的青春和生命,方得些许成果。

首卷《自治的梦想》,叙述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,社会精英被迫接受殖民教育,却因此与西方思潮衔接。

1920年后,对于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差异、殖民施政的不公平、民主自治的启蒙等思想,在台湾渐渐萌芽,社会精英开始以发表文章、创办杂志、公开演讲、组织团体等方式,与日本统治者周旋抗争。此为台湾追求现代化的起步。

本书一开始,即是十分戏剧性的场面。在东京日本长官款待的宴席上,台湾留学生被要求“感谢天皇恩泽”,此时,他们竟勇敢站起来,高喊:反对差别待遇、反对同化政策。这是台湾青年学生第一次公开反抗,到1945年二战结束的20余年间,林献堂、蒋渭水等人,为追求自治的梦想,一一跃上历史舞台。

综观台湾这第一波民主运动,是以反抗殖民、要求议会自治为基调,大体而言,分成温和派和较为激烈的左翼两个主轴。前者属林献堂、蔡培火等人;后者以蒋渭水为代表。

林献堂是日据时期民主运动最具影响力之人,他是雾峰林氏望族的少爷,衣食无虞,却穷一生之力,参与政治,力谋改善台湾人的地位。在他的金援下,创办了《台湾青年》杂志,持续批判殖民政策,并主张建立台湾议会,向殖民政府争取自治。

而1921年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,则促使年轻医生蒋渭水,成为台湾民主运动史上活跃的领导人。该协会在蒋渭水领导下,由温和主张转为鼓吹社会主义,四处举办演讲及读书会,吸引大批青年加入,并组成台湾历史上的第一个政党:台湾民党,该党遭日警解散后,蒋渭水郁郁不乐,染病骤逝,得年40岁。他的死,也预告了日据下台湾民主运动的结束。

书末,日本战败,国府接收台湾,不幸发生“二二八事件”,林献堂以养病为由,离台赴日。蒋介石来台后,多次派人赴日说服他回台,林以危邦不入为由,始终未点头,1956年病逝于他终其一生反抗的日本,为这一阶段的台湾民主运动,留下令人嗟叹的最终章。

第二卷《自由的挫败》,畅论追随国民党来台的“外省”精英,甫落脚台湾,旋即成立自由中国社,创办《自由中国》杂志,以办刊物、写文章的书生论政,表达对政局的意见,并勾画民主蓝图。

这些“外省”精英中灵魂人物当推雷震,另有胡适、殷海光等人。他们对国民党忠诚,对民主政治怀抱信仰,雷震的实践力更异乎常人。作者吴乃德一言以蔽之,认为《自由中国》是“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民主派所自动构筑的反共思想防线”,可见虽然该刊挑战当权者禁忌,但与蒋氏政权却关系密切。

然而,随着蒋介石的党国权力在台湾日渐巩固,双方开始产生冲突,原为蒋氏左右手的雷震,失去龙宠。1953年后,杂志的批判火力越加强猛,它们倡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、揭穿“反攻大陆”的神话、鼓吹言论自由、检讨台湾的外交策略、劝谏蒋介石不可违宪连任等议题,种种对国民党的挑衅之举,成为封闭威权时代的一缕孤独杂音,但也惹得蒋介石痛骂雷震“王八蛋、美国间谍、汉奸”,不但开除雷震党籍,并发动各种丑化的言论攻击,指责其“打着自由的招牌到处散播毒素思想”。

《自由中国》最后功亏一篑,在1960年他们计划组党,尤其他们期望胡适出来领导新党落空,转而和台籍人士吴三连、郭雨新等人合作,严重抵触了国民党底线。宣布组党后数日,雷震即遭匪谍罪名逮捕;《自由中国》被查禁。挑战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第二波民主运动,藉此告终。

但《自由中国》时期仍留下可敬的人物典范。其中,雷震承担最多,筹款、印刷、约稿策划、居中斡旋等等劳务,都仰靠他。殷海光认为他是“老牌的国民党人”,心切地为其挚爱的中华民国寻找出路。他为人有其天真,也才能在暗黑时代点燃众人热情;即使入狱受囚,他写信给太太,仍天真地说:“新党我不能参加,我希望他们成功。”

殷海光时任台湾大学教授,深受学生爱戴,但他对从事政治并无抱负,勿宁更像是思想家。他文章犀利、大器,雷震被捕后,殷海光的教授职位不保,旋因胃癌过世,短短人生烛照了一个艰困年代。他位于台北市温州街的台大宿舍,如今成为纪念遗址。

在《自由的挫败》书中,作者吴乃德对胡适则语多批评,认为他在许多关键时刻,保持沉默的态度都让朋友失望,是个深通如何与权力者交往的人。雷震入狱一年后,胡适在台湾“中央研究院院士”会议上致词,“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……”,说完这番话,他突然倒地不起,以此充满讽刺的发言,结束其一生。

时序来到第三卷《民主的浪潮》的70年代。1975年4月,终身不退的“总统”蒋介石逝世,蒋经国时代来临。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,独排众议,推动十大建设,这项举措具有重要宣示性,表示国民党开始建设台湾,而非放眼“反攻大陆”。

新起的知识分子延续《自由中国》精神,继续以办杂志、写文章,小心翼翼地抒发时论。由黄信介、姚嘉文、张俊宏等人创办的《台湾政论》创刊,虽然不久即遭查禁,但在民进党组党成功之前被泛称的“党外运动”,自此展开。

党外运动有几个关键。一是1977年的县长、议员等五项公职选举,由于发生作票引发警民冲突的“中坜事件”,使得党外参选者在选举中纷纷胜出,选举路线于焉成立,连年大有斩获。

1979年,更是民主运动的关键年。年初,高雄政治世家掌门人余登发,被以匪谍罪名逮捕。年轻气盛的许信良说:“党外不能逃避,拼,才有活路。”这句话也体现了后续不间断的抗争中,党外人士绝不妥协的决心。

到了岁末年终,高雄桥头的游行演变成影响台湾社会发展的“美丽岛事件”,黄信介、林义雄、施明德、姚嘉文、陈菊、张俊宏、吕秀莲等人,被捕入狱;党外主要发声的《美丽岛》杂志遭查封,情治单位随即展开铺天盖地的大逮捕,导致党外人才几乎清空;审判期间甚至发生惨绝人寰的林义雄灭门血案。

“美丽岛事件”中,陈水扁、谢长廷、苏贞昌等律师,正式上阵,日后这批律师又投身选举,成为政坛要角。此外,《新潮流》《深耕》《自由时代》等杂志也如雨后春笋,屡禁屡起,销路火热,畅销一时,那是台湾社会的狂飙年代。

距离“美丽岛事件”七年后,1986年,党外几位核心人士利用党外后援会的会员大会,突然提出临时动议,主张即刻组党,会场100余人既惊讶、又期待,也不乏担忧、排拒,最后仍获得全体签名支持,正式对外宣布:“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!”

此时台湾社会民气已然成熟,执政党难再像“美丽岛事件”时发动逮捕,美国方面也出面规劝当政的蒋经国,允许反对党成立,并及早解除戒严。一个拥有反对党的民主时代,于焉降临。来年,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,亦宣告解除。

在这波民主浪潮里,许多人日后成为台湾政坛要角,美丽岛辩护律师陈水扁,甚至在成为“总统”后因贪污案,沦为阶下囚。其中身影最为独特者,当属林义雄和郑南榕二人。林义雄在背负母亲和双胞胎女儿遭残酷杀害的痛苦经历后,一度带领民进党取得执政权,而后他选择人烟稀少之路,退居民间,推动反核、创办图书馆,获得“人格者”的清誉。郑南榕则是不参与选举、不涉入党务,专心致志编辑《自由时代》杂志。他主张:言论自由、解除戒严、平反“二二八”和白色恐怖。政府以“涉嫌叛乱”之名拘捕他,他竟在办公室放置汽油,于警方攻入时纵火自焚,以绝决之姿,坚持理念。台湾人民如今拥有的言论自由,不能遗忘了他的牺牲。

综观台湾百年,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了启发性的角色,他们对社会内里的痛苦敏于察觉,对西方政治思想也敏于吸收及思索,当然,他们也面临时代的困局。迩来,讨论《自由中国》和党外这两波民主运动的一成一败,咸认是人民对民主价值的认同、参政的权力基础等社会条件的差异,但作者之一的吴乃德却提出“参与者的意志”观点,认为两者面对威权压制时不同的反应,才是根本的因素。

无论如何,作者们强调,当反对党成为合法的政治势力,与执政党以和平方式竞争,“台湾政治就跨过民主的门坎”。台湾三代人在不同的历史时空,促成了民主的变革,也带引台湾走向文明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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